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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授权明确性原则。

二、关于人权条约的监督机制 一般地各项国际条约都规定有缔约国之间就条约解释和适用产生争议时解决争端的方法，即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人权条约有其独特的机制，只是这些机制采用的基础仍然是当事国自愿。

委员会要使其建议有效的方式是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或秘书长提出，由他们提交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但这只能是对带普遍性的或重大（严重）的人权问题。缔约国向各该条约委员会提交报告的义务平等，审议依提交报告先后顺序进行，没有国别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悲剧起源于最高权力的分裂，这也是历史的教训。后者体现了法典化的成文宪法中的根本规范。[114]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第二部分第3段。

但问题是，如果成文宪法不能够描述中国的法律制度，那么中国的政制是按照何种宪法规则运转的呢？为此,强世功教授诉诸不成文宪法概念。因此，立足于国家宪法之上的全国人大的合法性，具有优越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十九届二中全会再次提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为此，党要处理好同其他组织的关系，明确提出：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保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组织主动负责地进行工作。2016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必须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核心是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在新时代，特别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进程中，有必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并切实落实这一原则。[3]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提出意见。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要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就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学理上，对于序言是否具有规范效力，学界虽有不同观点，但已形成基本共识，即作为宪法的组成部分，宪法序言具有宪法效力。

《历史决议》的这一段表述，后来虽有个别文字调整，但内涵几无变动地进入1982年党章之中：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82年的宪法修改，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其主要依据是《历史决议》和党的十二大报告。[12]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载《人民日报》1982年12月6日第1版。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总纲领，宪法就是国家的总章程、总纲领，但是，二者涵盖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全党必须一体严格遵行。公民当然负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这在宪法其他条文中作出了规定，如第33条、第53条。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对于文革的教训，胡乔木认为要在《历史决议》中对其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文化大革命不是经过法定程序发动的，是强加给党的，凭空搞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也是党章所不允许的。如果党的决定违反宪法、法律，不但是无效的，还要受到追究。

特别是我国过去不重视法制，在序言写上这一段，是有的放矢，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规定，因此应当写上这一段。2018年3月11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36条在宪法第1条第2款后增写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使宪法规范中的党的领导的表述更加集中、更加明确，为更好地落实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提供了新的政治资源与规范依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这一原则的基本要义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尊重宪法，在党的活动中模范地遵守宪法，弘扬宪法精神，坚持依宪执政原则，确保党的执政行为的合宪性。作为长期居于执政地位的领导党，党的领导应当着眼于全局性、总体性的工作，重点在于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严格遵循宪法所体现的国家机关的权限。2017年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最后一个自然段中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四）树立宪法思维，提高依宪执政能力 从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逻辑和经验来看，如党的活动违反了宪法也应受到追究，不能因为执政党的地位就认为党不可能违宪，否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符合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规律。[18]党中央要带头守宪守法，勇于纠正违宪违法的行为。宪法是立国的基础，是以人民的名义制定出来的，规定国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制度，是法律效力的来源，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无产阶级政党怎么样限制党的领导机关，领导人的活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怎么样监督、限制党的活动，在这些方面都有不完善的地方。[19]周赟：《关于应当一词的立法建议》，载《政法论丛》2006年第1期。

这种约束力还可以通过其他宪法条款的表达方式得到说明。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

3．范围的规范内涵 在法律术语中，范围一词主要表示法律的调整范围、适用范围或效力范围，从广义上讲也即法律所调整社会关系的边界。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

……刚才说的党章和宪法的规定正是党、政府、军队领导干部思想转变的结果，而不是写在纸上给人民看看就算了的。第5条的重点在于政党、国家机关、组织、团体等要守宪守法，并未提及公民守法的问题。他认为，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党的机关、国家机关怎么改革这些问题。党不能代行国家机关的法定职权。

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第五条除了说明宪法的尊严应当得到维护外，还规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模范遵守宪法是保证宪法实施的基本前提。如果执政党自身不遵守宪法，而要求其他组织和个人遵守宪法，这是难以实现的。

一是序言最后一自然段，二是总纲第5条。在讨论时有人认为这一段与宪法第五条重复，因此没有必要写。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认真贯彻落实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对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维护宪法权威、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权力的合理分工，有助于各负其责。[2]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有关资料汇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 年版，第184页。宪法是党的主张和全体人民意志的共同表现。

[16]参见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章在党内的规范体系中具有最高政治效力。

[6]1979年9月2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必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在各级组织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这一问题在修宪中也有过讨论。

这一过程展现了党章与宪法、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由全体党员组成的组织，党的意志来自于全体党员的共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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